朝阳律师协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保持执业律师的法庭豁免权》指出书

政协委员提案:建议删除《刑九》草案扰庭罪等

来源:大案

  原标题:记者、律师接连被殴,施暴者只是“故意伤害罪”那么简单吗?

【大案编者按】来源大案公众微信号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0条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我国已加入此国际公约,律师口头和书面辩护有关言论享有豁免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现实中的律师处处受到打压、限制。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其中第三十六条“扰庭罪”、第三十五条“泄密罪”增项引起了法学界律师界热议。今日大案转发北京朝阳律协向全国人大常委提交的建议书,这是地方律协第一次就全国性立法独立发声,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律师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为行业发展和良法善治建言献策,我们并将持续关注相关立法工作。

  [编辑/王梅梅
统筹/纪欣]12月4日,记者采访天价停尸费被关太平间殴打;6日,2名律师庭审后遭到20余不明身份者围殴,并扬言要被活埋。近期,此类恶性事件引起公众广泛关注。

莎士比亚剧中的屠夫曾经预言:如果想要干一件迫在眉睫的事的话,那就先杀光所有律师吧!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再次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第35条(刑法309条)”侮辱诽谤威胁司法人员入罪”是严厉管制律师的又一紧箍咒,此条一旦通过,律师在法庭上抗争程序违法、司法不公的正当言行都有可能轻易获罪,律师执业环境无疑将更加雪上加霜,甚至根本败坏律师制度和司法公信力!事实上,现在敢于咆哮公堂的,往往不是当事人,也不是律师,而是法官,甚至是书记员!兹事体大,立法决策者不能不察!
@大案今天刊发全国政协委员、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刘红宇,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胡光律师事务所主任胡光特别提案,建议全国人大取消或删除相关条款的修改。《大案》(mycase)持续关注相关立法进展。

文丨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

  反问号(微信ID:CFS-fanwenhao)发现,一般性地打架斗殴事件多以故意伤害罪和寻衅滋事罪处理,但如果暴力事件发生在记者和律师身上,其性质已悄然发生变化。

文丨张宁锐

全国人大常委会:

  记者被关太平间殴打

来源丨中国网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一、二审前后,执业律师群体以一种自由却又充满着忧郁的方式表达了对修正案第35、36条的深度焦虑。一个执业群体集中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对法律的修正进行了前置的积极参与,其立法意义深远且弥足珍贵。我们从这样的行动中感受到一个行业的理性回归和智慧的聚焦,它正在推动着中国法治的完善。

  12月4日,陕西电视台《都市热线》节目官方微博消息,节目组一记者在对西安周至县人民医院疑似“天价停尸费”事件调查中,遭到相关人员的阻拦和殴打,送医后被诊断为闭合性颅脑损伤。

刘红宇认为,刑事辩护与人的自由和生命相关,是律师业界公认的最有价值的业务,但是,据不完全统计刑事诉讼辩护率不到30%,因为刑辩艰难,大量刑辩律师转型、转行,队伍日渐萎缩,辩护质量下降,辩护队伍缺少荣誉感,成就感。本次修改拓宽了罪名的范围,“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等行为将构成犯罪,虽然草案的受害主体包括了律师在内的所有“诉讼参与人”,但由于缺乏量化标准,该罪名容易扩大化,这可能导致刑事辩护律师维权辩护更加艰难。

朝阳区律师协会作为首都汇聚着一万多名执业律师的全国最大基层协会,总能在各处搜索到不同的声音,我们不希望他们如同蚌珠散落一地而不见光彩,我们努力用一根丝线,将它们整理成集提炼出一种具有立法共性的建议,提请立法机关予以关注,并且以此重申朝阳律协“为完善律师协会管理,保障律师的合法权益,规范律师行业管理及律师执业行为”的章程主旨。

  据悉,从11月27日开始,该电视台栏目组一直在持续关注周至县人民医院“天价停尸费”一事。11月4日,记者前往医院进行采访,求证时,一位李姓院长指使十余位身着制服疑为保安的年轻男子,对记者进行拳打脚踢。

胡光认为《草案》增加了对律师个别违规执业活动的刑罚,不仅与四中全会确定的司法改革方向背道而驰,而且将危害整体长远的法治体系的构建。轻易将某些律师违规的执业活动入刑是短视和不明智的,得到的或许是表面貌似和谐的庭审,失去的将可能是社会整体最大范围的公平正义的实现。

为此,我们专门召开了《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研讨会,与会中,作为司法共同体的法院同志提出,“以庭审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法庭需要获得敬畏,法庭秩序需要得到保护,这次修法是符合司改精神的。也有律师同仁自信并自律地反问“如果我们依法执业,那么,我们到底怕什么?”。

  随后十余人又将记者强行拖拽至一楼保安室,在此过程中再次对记者进行殴打。而在保安室内,记者遭遇十余人用木棍猛击。殴打结束后,对方又强行将记者带至医院太平间。当记者被放出太平间时,对方拿着两千元人民币强行塞给记者,并要求记者“配合笑一下”,否则便是一顿毒打。

全国政协委员刘红宇:“扰乱法庭秩序”罪可能会被滥用建议删除

客观地讲,《刑法修正案(九)》涉争条款确实具有普适性。但我们注意到,大家对涉争条款的担忧和指正不光是因为条文的文字表达或抽离了具体语境的规范或设计本身有了问题,而沉重忧虑她在执行中被歪曲以至损伤了律师的执业权利,故而迸发了维护“律师执业生态”的呼喊。从当前《刑法修正案(九)》涉争法条本身来看,她已将涉罪主体放大到司法工作人员,亦将保护对象涵盖到诉讼参与人,最大程度考虑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精神。然而,更多的执业律师提出,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在于实践,法律最大的价值在于实施,他们更关心谁来实施和如何实施!

  12月6日晚,陕西西安周至县公安局发布《关于“周至县人民医院12.4案件"进展通报》。通报指出,3名涉案当事人因涉嫌非法拘禁已被刑事拘留。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以下简称“《草案》”)。2014年11月3日《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一经公布,便在律师界掀起了波澜,尤其是针对《草案》第308条、第309有关“扰乱法庭秩序”的修改。本次修改拓宽了罪名的范围,“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等行为将构成犯罪,虽然草案的受害主体包括了律师在内的所有“诉讼参与人”,但由于缺乏量化标准,该罪名容易扩大化,律师维权辩护将更加艰难。刑事辩护是律师业界公认的最有价值的业务,它与人的自由和生命相关。但是,近些年大量刑辩律师转型、转行,辩护律师队伍日渐萎缩,辩护质量下降,辩护队伍缺少荣誉感,成就感。如上述修改如果通过,担心更加打击这支律师队伍。

有人用回顾的方式统计了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306条,尽管立法者至今也不愿意承认该条款是专门为律师而设置的,但该法条实施10年后发现,共有140名律师因该条款而涉罪,最终只有32例被判决有罪,单就这一条的无罪率高达约77%,该条文在司法程序中被错误使用的几率是最高法院正常无罪率的1167倍(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无罪判决率为0.066%,也就是说是万分之6.6)。可见,这一条款的确实已经被严重地滥用,其灾难后果明显倾落于律师执业群体。据此,执业律师群体对本次《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第35、36条的担忧提出了现实的理据。

金沙澳门官网网址 1陕西西安周至县公安局发布的通报

金沙澳门官网网址,作为一名法律人和职业律师,我仔细阅读分析了有关“扰乱法庭秩序”的修改,发现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当前审判是什么状态,律师强调,只有“出庭律师”才能感受到法庭和公权的傲慢。的确如此,在评判该条款的时候多是站在一线的“出庭律师”,他们列举了大量的现实案例来证明法庭的冷眼与迁延,自然就有了立场而不仅仅是观点。有律师提出,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人们往往注意的是罪与非罪的结果,所以善良劝慰大家不必太过担心涉争条款的入罪后果。其实,执业律师内心明白,涉争条文即便通过并适用,其最终结果也如同306条一样宣告无罪的更多。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一旦法庭可以借此可能并无后果的行动,根据其庭审的需要,随意就可以拿掉律师在法庭上的作用,那么律师执业行为就走到尽头了。在法庭这个特殊的环境里,老百姓并不愿意看到公权力对私权的一种恣意和霸道。否则,我们损害的必然是整个法治生态。

  2名律师庭审后遭20余人围殴险被活埋

一、没有区分民事惩戒和刑罚,一律入刑;同时对于如何定罪缺乏明确的客观适用标准,规定模糊,入罪的可能性大,可能被滥用,容易成为“口袋罪”,有矫枉过正的之虞。对于违反《草案》第308条、第309条的有关行为,在国外一般称作“藐视法庭”。国外对于“藐视法庭”的构成要件、处罚标准、量刑依据等都有明确而清晰的规定,或者有根据多年来积累的判决形成的详细而明晰的规定。而《草案》中仅对构成犯罪的行为类型作出了规定,同时一律入刑,并未针对其严重程度、是否故意分别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例如《草案》中规定“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的”即可入罪,一方面对于侮辱、诽谤、威胁的程度和认定比较主观;同时“不听法庭制止”规定模糊,即到底是“使用同样的行为被制止后又重复之前的行为”,还是“在被制止后停止之前的行为,又在之后又有新的被认定为侮辱、诽谤、威胁的行为”,缺乏客观标准,很容易入罪,使得律师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如履薄冰,一言不慎就有可能被认定为侮辱、诽谤和威胁从而入刑。

无须回避,传说中的“死磕派”律师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损伤了法庭的敬畏,给法庭的庄严带来了一些困扰。但它也确实推动了某些个案的纠正,给僵化的法律注入了一剂亢奋。今天,执业律师这个行业却也正煎熬着“死磕者”带来的阵痛。但事实上,“死磕”一词已被坊间妖魔混同,在此,有必要厘清的是到底是“因私欲而偏执”还是在“为正义而坚持”。若为后者即便被认为“死磕”,也是必要的。立法者万万不可以因一人生病要求全体执业律师吃药,极端案例并不能成为修改《刑法》的理由。《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要求立法者须穷尽所有可能的替代。

  昨日(12月6日)中午11点多,北京两名律师代理了一件湖北荆门市的征地案,在参加完庭审后正准备回宾馆拿行李回北京,突然被二十多个不明身份者围攻,两人都被打伤,有打人者扬言要将律师活埋。

二、《刑事诉讼法》并未作出相应修改,没有相应的配套的刑事诉讼程序,无法保障犯有《草案》中第308条、第309条的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例如回避制度是现代各国刑事诉讼法普遍确立的一项诉讼制度,由于刑事诉讼法此时未有相应的规定,根据《草案》的相关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侮辱、诽谤、威胁的是主审法官,则该法官此时是受害者,是利益攸关者,此时再由该法官审判量刑,则法官可能带有偏见,有违《刑事诉讼法》中建立回避制度的立法本意,无法保证审判的公平和定罪量刑的公正。

一个刑辩律师提出,《刑法修正案(九)》第36条貌似是对法庭尊严的一种捍卫,实则是对司法共同体(律师主体)的一种现场震慑。该条款一旦通过并实施,法庭上将可能会变得异常的寂静。法庭的尊严当然重要,但法庭的尊严一旦失去了“出庭律师”的参与,它将毫无尊严。司法公权一旦具有了对和它一起组成司法共同体的私权主体的现场行刑权力,法庭已经失去了公平。四条腿支撑一个桌面的平衡,意味着共同体的平等和彼此依赖。法庭的尊严绝不是靠刑裁律师来推崇的,恰恰相反,对律师的足够尊重才是法庭温良的举止,法律及法律人才能获得普遍尊重。前述争议条款用了不完全列举的宽泛,也用了数个感受类词语,而这些,都需要精神价值及道德高度的辅助才能评判,但每个人的感受度会有所不同,这些缺乏标准的辞藻,留给了裁判者任意的主观空间,如今却又把这个标准交给现场感受者自己来裁决,相对于执业律师,这显然是一种无以言表的疼痛。该条款最后,甚至还用一个兜底的方法来囊括一切,让刑罚变得百般地扑朔迷离,着实让律师执业举步维艰!

  据悉,被殴打的两名律师是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顾冬庆、王志伟。顾律师称:“当时他们什么话也不说,就是打,我就往大厅跑,有五六个人把我架着往一辆商务车上拉,叫嚣着要把我活埋。到了商务车上,我看到有铁锹、布袋子。他们二十多人分两批,我和王律师每个人身边都有十多个人,我看到王律师被打倒在地上。”

三、较轻的行为可能导致与其违法程度不匹配的严重后果;没有规定惩罚的终止程序,惩罚过重,没有给违法者改正的机会,极有可能矫枉过正。对“藐视法庭”实施惩罚的国家,出于维护法庭秩序、警示和教育诉讼参与人、治病救人的原则,对于“藐视法庭”的行为,处罚从轻至重都有各种档次多种选择,同时一般都还有一个类似于民事诉讼法中执行回转的程序,即在惩罚“藐视法庭”的有关人员的同时,如果相关人员确有悔改,或者情势变更,法官有权立即停止惩罚。根据我国《律师法》第49条,“律师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而根据《草案》,一旦律师实施了相应的行为,则一律入刑,吊销执照。对于律师来说,吊销执照的后果比刑罚单处罚金严重得多,本来一个只需要处以罚金的行为,由于入刑,就导致律师被吊销职业资格的严重后果。同时由于《草案》没有规定相应的刑罚终止程序,一旦因违反《草案》第308、309条,则刑罚不可逆,相当于直接给律师的职业生涯判了死刑,丧失了刑罚的教育意义,有违立法本意。

众所周知,立法者为了保障“法庭”的公允,特别设立了律师执业的法庭豁免,可是,在这里已经悄然下架。我国已经批准加入的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16.各国政府应确保律师(a)能够履行其所有职责而不受到恫吓、妨碍或不适当的干涉;第20.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它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其实,律师群体需要的,只是这么样的一个“执业生态”。

  反问号注意到,据顾律师反映,在庭审之前,当事人就受到地痞流氓的威胁,所以当事人提醒他们庭审完取了行李赶紧走,没想到还是被人尾随遭到殴打。

四、没有规定各级法院的处罚权限,容易导致相应刑罚被滥用。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各个地方、各个层级的法院审判水平参差不齐,法院判案不同程度地可能会受到的外力干预,而相应的刑罚后果又非常严重,如果不审慎分配处罚权限,可能会导致处罚滥用,大量律师被吊销执照的可能,这将有违刑法的谦抑原则,亦将会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四中全会”以来,国家史无前例地倾注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建设,特别是以“庭审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引导控辩审三方都以“庭审为中轴”,要求各方在法庭上完成所有诉辩目标,尽量让人人都能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样一来,势必控辩审各方均力图将所有精力用在法庭上,竭尽所能的去完成自己的控辩审职责,那么,诉讼资源的分配必然就会成为一种交集。很多案件,由于人数、时间、环境、时事等诸多原因,导致有限的法庭资源几乎无法保障每一个诉讼参与人同等的法庭权利,特别是与日俱增的案件数量已经压得法庭窒息的情况下,为了获得公平的法庭资源,执业律师作为一个专业的诉讼参与人,必然要据理力争,为当事人争取公平的机会,然而在他拟为当事人全力争取权利的时候,却受制于涉争法条,必将裹足不前,懈怠而为。则当事人就无法感知到公平正义所在,就会造成当事人直接向法庭索权,这样就大大增加了法庭的各种负担,庭审矛盾由此骤增。然而,执业律师基于法律人的共享概念,能言简意赅的阐明观点,有效地避免了法庭与当事人的直接纠结。显然,赋予执业律师言辞自由的豁免对于法庭来讲意义非同寻常。同样,在刑事案件中,抗辩双方都会视法庭为己方唯一机会,都会尽一切可能来阐释自己的主张而试图说服对方,让法庭作出更加接近于正义的裁判。这样一来,法庭论辩所产生的效果一定是极其强烈的对抗。由此,未来以“庭审为中心”的法庭,注定不是一个安静的教堂。因此,如果我们在立法时只偏重于法庭秩序的维护而忽视了律师的诉讼权利的保障,以“庭审为中心”的基本精神将不复存在,其目的也很难实现。内蒙呼格案其辩护律师的沉默式辩护,给了每个法律人一个警醒!想想未来,会有多少律师会在今日争议条款下选择沉默!

  事发当晚,湖北荆门警方向媒体通报,中午12时许,巡逻民警抓获一人,晚上9时,一名涉案人员向警方投案自首。

鉴于上述,建议全国人大考虑删除《草案》有关“扰乱法庭秩序”的修改。

尊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中国法治进程还需要普遍监督的今天,提请对《刑法修正案(九)》第35/36条延迟修正,这样也是符合当前社会发展和司法改革节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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